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林典驰 深圳报道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战略性力量。

为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国家已全面部署“人工智能+”行动，旨在加快构建“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

1月23日，智能经济30人论坛在深圳举行。

智能经济30人论坛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起，旨在汇聚全国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家，搭建一个非官方、公益性、开放性的智库交流与合作平台。

论坛上，来自综开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产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AI对经济、就业、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展开深度对话，为推动“十五五”时期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新引擎贡献智慧与力量。

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AI将对产业、社会带来多层次的影响，但历史规律表明技术替代终将催生新需求与新职业；大模型正从语言交互向“能说会做”升级；同时需通过完善治理平衡创新与风险，依托制度优势化解技术冲击带来的社会矛盾。

“AI正在创造新产业，正在产生新需求”

“科技进步首先会对经济产生一系列冲击，创新的本质就是颠覆性破坏，即在催生新事物的同时，会对旧有经济形态形成冲击。”综合开发研究院原院长、经济学家樊纲表示。

在他看来，这种冲击正通过三个层面逐步渗透，重塑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第一个层面是产业内部的冲击。部分传统企业将被淘汰，掌握新技术、具备更高效率的新企业会对老牌企业形成挤压，导致老牌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新企业份额则不断攀升。

第二个层面是产业结构的重构，表现为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推动产业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层面的冲击，反映在经济领域则是收入差距的变化。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对既有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影响，这不仅关乎就业岗位，也涉及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联动关系。

未来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将呈现何种形态？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或许能获得启示。

回溯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卢德运动”中工人捣毁纺织机，抗议机器抢走饭碗。若按当时逻辑推演，两百年后人类应陷入大规模失业。但现实恰恰相反：全球人口从8亿增至80亿，就业总量同步增长，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樊纲进一步阐释，随着工作时长缩短，人类闲暇时间大幅增加，由此催生旅游、健身、宠物经济等精神文化与体验类消费需求。这些领域高度依赖人际互动、情感共鸣与主观判断，恰恰是AI难以复制的“人性维度”。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当物质消费趋于饱和，服务业消费具有无限增长的潜力，这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的核心原因。

樊纲认为，技术冲击的同时必然催生新产业与新需求，这正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尽管当前无法预判传统产业被颠覆的规模，但按照历史路径，旧产业消亡与新产业诞生始终相伴相生，部分产业对人力需求下降的同时，新的就业需求会在其他领域增长。

从“动口”到“动手”，构建智能经济底座

如果说樊纲勾勒了AI的社会经济图景，那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则深入技术底层，描绘了智能经济的演进路径。

薛澜认为，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LLM）的核心能力仍停留在“预测下一个词”的文本层面，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但未来突破的关键，在于实现“预测世界下一状态”,即模型不仅能理解语言，更能延伸至实际操作层面，展现出更全面的功能价值。

其次，技术架构的统一与原生多模态融合，正大幅降低AI应用的落地成本，推动其从专家专属工具，转变为普惠性基础设施。AI智能体正逐步形成，其运作模式类似于人类团队，通过核心智能体统筹，搭配多个专项智能体协同作业，高效完成各类任务，实现智能能力的规模化输出。

薛澜也提到，各地城市的算力调度平台、智能应用机构已逐步发挥效能，为AI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尽管当前算力资源仍存在较大制约，但未来算力将有望实现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化供给，大幅降低应用门槛，为产业创新提供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从智能经济的视角来看，核心命题之一是延伸AI的“价值长链”。AI的产业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形成的产业链条，更关键在于其对各行业的赋能带动作用。

在创新和规范寻找动态平衡

然而，技术狂奔之下，治理滞后问题日益凸显。2026年被业内视为AI从技术演示迈向规模价值兑现的分水岭,若无法实现商业化闭环，高昂的研发投入将难以为继。

薛澜将AI风险划分为三类：薛澜将AI风险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恶意滥用风险，即人为利用AI技术实施违法违规行为，其潜在危害范围广泛；第二类是技术内在缺陷风险，典型表现为AI幻觉等问题，可能导致决策偏差；第三类是系统性社会风险，AI的大规模应用将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社会议题产生深远影响，需警惕其引发的社会矛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曹钟雄指出，中美是全球AI创新的两支主力军，智能经济是中国战略崛起的关键赛道。谁能取得竞争优势，不仅关乎谁的技术领先，也取决于各自应用扩散能力。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去”，推动科技出海是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中国AI产品必须走向全球，要在起步阶段就坚持高标准、高信任水平，做到让用户可知可控可用可靠，建立“数字信任”是中国智能经济拥抱全球市场的重要保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单寅认为，从马车到汽车，从电报到电话再到互联网，每一次技术跃升都会带来治理上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要在治理方面布局谋篇，为新技术新业态保驾护航。因此，各方要遵守合规底线、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同时也要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通过产学研各方的协作来实现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繁荣。

这一观点得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的呼应。

厉克奥博强调，我们不能陷入“外国开飞机、我们守着自行车”的落后困境，必须紧跟技术发展浪潮。与此同时，如何通过科学的技术治理平衡利益格局，弥补受技术冲击群体的损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提出更具战略性的构想，即中国有望在全球智能经济竞争中实现领跑。华为、腾讯、百度等企业已在AI领域积累深厚技术，但若各自为战，将导致生态割裂、重复建设。国家应扮演“智能经济神经系统”的搭建者角色，打通企业间技术壁垒。他认为，从经济发展、全球竞争角度来看，原始创新并不决定竞争的最终力量，真正重要的是应用转化和应用规模。这正是中国所具备的巨大优势，它拥有超强的应用能力，中国的技术发展是应用导向的，所以发展得更快。